在推进传统绘画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卢沉、周思聪夫妇独树一帜，用自己的绘画实践阐释着对传统绘画现代性的理解。如果将中国绘画走向现代的事业看作一部正在纂写的书，那么卢沉夫妇必然已经在这部书中留下了举足轻重的一笔。

　　他们是一对平凡的夫妻，过着相敬如宾，白首不相离的生活。他们亦非平凡的夫妇，因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在迷茫中发展的中国画事业。斯人已逝，即使是卢沉与周思聪夫妇这对曾叱咤风云的画坛伉俪也无法逃脱生老病死的轮回——无法抗拒死亡，夫妇二人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们奋斗了一生也许还未完成的绘画事业。死者长已矣，虽然二人已离我们而去，然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贡献却如印章一般印在了他们留下的每一幅经典画作里，被永久地保存下来，等待着后人去品味，去揣摩，去解读。

　　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氛围异常自由，西方现代艺术大量涌入。面对缤纷繁乱的西方现代艺术，很多中国艺术家对水墨的现代性思考以及个人绘画风格的转型由此开始。受传统学院派教育，以素描为写生基础的卢沉夫妇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画坛的冲击，也开始了自身绘画的反省以及对中国画前途的思考：传统、现代、笔墨、构成、写实、写意……如何调整自己的创作道路来适应新时期画坛的新变化成为他们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卢沉：中国画当“在现代基础上发展”

　　卢沉把中国画的发展基础延拓到一个相当宽广的基础之上，提出要在“在现代基础上发展”。“现代基础”是近百年来中西方在现代文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的审美理念，既包括“几千年来的国粹和近几十年来中西结合的新国画，也包括全人类业已创造的文化财富——那些我们正在接触、学习、研究、还不太理解的东西。”面对势不可挡的西方现代艺术，卢沉亦并非拒之于千里之外，而是主张大胆汲取其中的鲜活因素，突破单一僵化的思维模式，站在现代的基础上，从整个人类艺术发展的高度来对待西方艺术，从观念和意识方面对传统绘画作出更新、更全面的审视与认识。

　　卢沉先生常说，艺术最可贵的精神就是独创，艺术的核心就是创新。但是创新对他来说并不是对西方艺术和传统绘画进行拙劣的模仿和生硬的改造，而应该是一种符合个人心性与艺术气质以及现代人情趣的自然创造。因此，在他的眼中，“向传统学习、向西方学习，打破艺术门类的界限、国别地域的界限，纵的继承、横的移植，古今中外皆为我用”才是中国绘画发展最恰当的途径。

　　周思聪：“笔墨并非‘死物’”

　　生活上，周思聪先生是卢沉先生的伴侣。事业上，周思聪先生与其丈夫一样，是一位受人景仰的水墨画家。周思聪亦主张创新，主张融会中西之长，但她更偏重于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对现代水墨的探索。她认为，死守传统笔墨规范和程式会束缚创造力，但视笔墨为“死物”并进而蔑视它，躲避它，无异于自投另一种牢笼。现代水墨画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起步，要对传统做艰苦卓绝地创造性转化。

　　周思聪先生并没有像卢沉先生一样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教学体系，她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探索诉诸于画面，感性地表达对中国绘画发展道路的自我理解。80年代画坛的变化同样改变着她的绘画语言，在《彝族女子系列》、《荷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物画中她吸取了德国表现主义的技法，引入变形，适当风格化，由写生性形象变为创造性形象。在笔墨运用上，她开始强调笔墨的凝练和趣味性，强化方法的个性。在后期的绘画中，她于绘画材料方面做大胆的尝试，在笔墨方法和韵味上力求丰富：同时使用墨、丙烯和广告黑，利用它们在颗粒、明度和渗透性诸方面的不同，刻画主体物在不同情境中的微妙变化。及至晚年，周思聪的绘画越来越纯净，画面的表现力也越发地增强，无须标榜什么艺术理念，也无不必宣扬什么艺术主张，因为忠于心灵，忠于自然就是她对中国画现代性最好的诠释。

　　薪火相传—将探索进行到底

　　夫妇二人不仅是赫赫有名的绘画大师，也是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卢沉先任教中央美院期间，将自己对传统绘画现代性的理解带入到水墨人物画造型教学中，逐渐开创了一条以传统文化为体并与现代文化相交融的旨在拓宽基础造型能力，加强学生创造意识的造型教学体系。周思聪先生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作品传达着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坚实的造型基础与传统的笔墨精髓相结合，表现最具生活气息的时代精神。

　　作为教育工作者，夫妇二人更是桃李满天下。当代著名画家田黎明、唐勇力、王明明、王彦萍、刘庆和等皆为卢沉夫妇的高足弟子，他们秉承夫妇二人的艺术精神，沿着两位长辈的足迹在中国画发展的事业上继续探索着，继续着恩师未完成的艺术事业。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水墨画事业又呈现出一片新的天空，一片由卢沉夫妇参与绘制的天空，在那里，既可以看到卢沉夫妇绘画风格的影子，又可以看到正在蓬勃发展的绘画事业美好的明天。